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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读林行止的《闲读偶拾》，这本书是他结合平时阅读发现的一些有趣或有新意的idea所写的文章的集结，读起来既轻松同时又艰难。轻松是轻松在题材和内容，很多散落在各个书里的不为人知的稗官野史经由他这个二传手传到我的眼前，就像吃饭时大家卯足了劲讲段子，信息量不小、趣味性也不小，但它又并不像段子那么四六不着，一些引用的出处和对某个问题的追根探源、分析探讨又是十分严谨的，体现一个高级学者的基本素质。而此书让人艰难的地方是他书中出现人名和书名大多都是香港的音译，看到了在脑海里对不上人，有的想一想还能猜到大概是谁，但有的就抓破脑袋也对不上了，可能也是见识浅薄，真的没听说过。另一点就像书名所说，是闲读加偶拾，所以大多情况是一篇文章里天马行空，和题目相关的就一小段，其他的全是作者的发散思维，想到的沾边的不沾边的全入得文章，思维稍不集中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桃花源”了。

下面这个故事出自《闲读偶拾》，本来是想当个趣闻讲的，但读了另一本书，有了些联想，于是它有了个更严肃的背景。

书中有《埃及街童祝君好运及其他》这么一篇，看这题目就够随意的，而说的那一小段又和题目貌似毫不相关。

那段文章中他引了台湾《传记文学》发表的巴凌先生的《四清运动扎记》，文中提到一个比较惊人的论断：“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竟是中国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原因是，在那个时期，生产队分配粮食是以人头算的，大人小孩一视同仁，每人每年可分到365斤大米，这么一来，多生一个小孩就可以多得365斤粮食，如果多生五六个小孩，那么一年可多得近两千斤粮食，这对于一个家庭是多么大的收入差别。于是农村造人运动风起云涌，十五年中国人口就从四亿达到八亿。

以前我们都认为是毛主席的人多好办事和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造成的中国人口问题，看了这篇文章后，这一事实好像有了另外的解释，而我的最大感想是，无论是公社时期的分配制度还是计划生育的国策，这些都是身处高位的领导人从宏观着眼而制定下的政策，但到了活生生的百姓这里，他们考虑的是他们作为个体的生计问题，按人头分配在他们看来是人越多粮食越多，计划生育他们也不会考虑是为了可持续发展，而只意味着只能要一个孩子和有可能断子绝孙。

底层人民是这样，那作为身处高位的人又怎样呢？

看亨利米勒的《稳如蜂鸟》的时候，有的问题和他产生了共鸣，在他《每当我想掏枪的时候》中有这么一段话，

“世界的领导人物们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他们对困扰我们的问题无能为力，更确切地说，是对一个古老的、一直困扰人类的问题无能为力，那就是人们如何在这个地球上和平共处。虽然这个问题目前显然严峻而紧迫，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人类经过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前人关于战争的体验却并不能阻止下一场战争的发生，为什么大家一直都知道战争不好，但是还要打？提供一个角度：从整体和个体的角度看，国家是整体，军队是整体，总统是个体，士兵是个体。打仗是国家的事，作出战争决定的是总统，他知道战争不好，但为什么要打，“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体的代表，那个整体推动他下令打仗，至于那个整体是什么，可能是大财团，可能是他所属的党派，可能是他的民族，下令的时候他代表他的国家，但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只是完成他本人作为总统的角色，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工作，这个时候他可能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男人（或女人），可能只是一个无能的傀儡，通过他，他背后推动的集团推动一个更大的集团--国家--和另一个大集团斗争，于是战争爆发了。

当士兵走上战场时，‘他不是一个人”，当他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他只是为了完成兵役和挣钱养家的男人（或女人），打仗的时候他个人形象隐没在代表双方国家的两只部队里，在军事将领运筹幄指挥攻城拔寨的时候，他指挥的是军队这个整体，但士兵个体却要为他们呢自身的生死着想，甚至在对方不想杀他的时候，他也不会迫切的杀死他的敌人，因为对方也只一个作为个体的人。我们可以展开想象，如果在70年前，把将来会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中日双方的军队里的人全空投到一个荒岛上，没有开战的命令，这些人很有可能会相当和谐的相依为命地生活下去。

没有谁生来就憎恨另一个人就，要杀死另一个人的。战争从何而来？

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身不由己，是什么让他们身不由己？很俗的结论，利益，个体的利益，地位，金钱；整体的利益，资源，空间。人类达尔文主义潜意识里统治着这个世界，最强的人最有理由活下去，最强大的团体最有实力活下去，但是，但是，但是，我们还是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我们还有感情，适者生存的论调在我们决定拯救大熊猫时就应该打上问号了。